当前华北地区爆发排外行动的原因是什么？整个中华帝国当前盛行着深重的排外情感的理由是什么？这种情感之所以还没有蔓延成为全国一致的排外行动，只不过因为一些省份的开明而有远见的总督有力控制了局势而已。

我将依次回答这两个问题；虽然首先回答更宽广的全国排外情感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更合乎逻辑，因为目前（华北的义和团）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特别恶性的疾病爆发，这种疾病感染了中国的整个体制。然而，由于华北地区当前的严重危机受到当下世人的更直接的关注，在讨论第二个问题提出的更大课题之前，先考究一下第一个问题并不为过。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的主要愿望是做到完全公平。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过于热衷于为中国人说话。我确实必须介绍中国人方面是怎样看的，因为不说清楚外国人在制造这种敌意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就不能够公正解释中国对外国人的敌意的根源。对这个课题的考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并不令人愉快；因为在研究它时，我们会看到很多值得外国人羞愧的事情，并发现我们如此强烈抱怨的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制度的偏见和仇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是因为我们在他们中间介绍自己的方式，以及我们后来经常对待他们的方式。西方对东方的不公正是东方仇恨西方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我们还会看到，我们抱着最纯洁和最崇高的仁慈动机来到中国，但我们并没有成功地让自己得到中国人的欢迎。由于我们的无知、狂热，或由于种种不幸事件的巧合，我们的仁慈被中国人误解了，或者说，我们的仁慈本身带着对中国人的冒犯。

第一个问题，目前华北地区爆发排外行动的原因，可以表述为另一个问题：义和团是什么人？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因为义和团到处都被认为是造成当前骚乱的根源，被认为是这场针对外国人的杀戮征伐的主要推动者。

义和团本来是一个爱国的秘密组织；但与中国所有其他此类组织一样，其起源和历史难以追溯。虽然该组织因对外国人的残害而引起公众关注才一年，但据说它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起初，它似乎既是一种民间体育活动组织，又是一种协同安全防御组织，旨在对付有时出没于山东省各地，危害地方的强盗土匪团伙；它被称为“正义和谐之拳”，这个名字后来变得恶名昭著。为了简单上口，它被翻译成简短而形象的英语，叫“Boxers”。可以肯定的是，它起先对当地的基督徒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敌意，也没给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制造麻烦。那么，问题是，怎样解释后来发生的变化，使这个本来是联合起来抵抗盗贼土匪作乱的民间团体，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反外组织的呢？原因必须在山东的近代史中寻找，而且答案不难发现。

直到 一八九七年秋天，山东在善待外国人和善待本土基督徒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事实上，除了福建，山东的基督徒人数比大清帝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然而，那一年的 11 月 1 日，发生了一场暴乱，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被残忍杀害，德国政府迅速抓住这一犯罪行为作为借口，实现一个长期的欲望，即谋取中国一块领土。11月14 日，海军少将狄德里希斯带兵在胶州登陆，跟中国谈判，要求将德国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正式割让给德国。次年 3 月 6 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胶州湾周边地区，直至邻近山区，被割让给德意志帝国，期限为 99 年；山东巡抚被解职，其他六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被免职，并向德国方面赔偿 3,000 两银子（购买力相当于现在数百万美元）；中国政府还承诺建造三座教堂来 “赎罪”。此外，德国还获得了在山东省修建两条铁路的特许权，以及在铁路沿线 20 公里宽的地区开采矿山的权利。这些条件很苛刻，但最令人痛心和憎恨的是夺取领土。这个专横的行为使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德国人的态度，发生了不吉祥的变化。德国人在中国内地旅行变得不安全，后来有三个德国人不明智地这样旅行，他们遭到了袭击，幸运的是他们保住了性命。为了惩罚这一起德国政府认为是无端犯罪的肇事者，胶州的德军司令立即派军队前往三位德国人被袭击的现场，烧毁了当地两个村庄。德国军队实施残酷而无差别的报复，不区分肇事的有罪者和无辜民众，激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陷入气愤疯狂的境地。许多外国人预言，德军的行为将要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很快就到来了。整个山东省省会城市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基督教、反外国的情绪，后来，去年3 月 15 日，应法国的要求而颁布的一份中国皇帝圣旨的内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排外情感。皇帝的圣旨授予了罗马天主教主教会和传教士几乎是正式官员的头衔地位。主教享有了与中国地方政府总督平等的地位，而各级牧师获得了与省级财务官、省级法官、道台长官同等的地位，再加上他们拥有可以无需驻华领事或公使的介入，就可以跟中国政府官员面谈的权利，罗马天主教徒据此获得了非凡影响力。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不会不大加利用这种新获得的影响力。结果造成，在本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老百姓之间的法律纠纷中，非基督徒没有赢的机会了，或者他们认定赢不了；于是，和其他省份一样，人们普遍抱怨教会牧师们过分干预地方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老百姓的法律纠纷。

义和团对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感到愤慨，他们认为传教士和德国人是让中国蒙羞的根源，而德国人的行为，则是外国人企图夺取山东省并最终侵占整个大清帝国的开始。义和团于是发起了一系列犯罪行动，这些犯罪行动使他们恶名远扬。他们宣扬爱国主义、反基督教、反外国，决心将入侵者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事物驱逐出中国。义和团还声称拥有奇特的神灵力量来影响公众。他们施行催眠术，产生的效果使群众感到敬畏，相信他们拥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后来居然导致团众相信，义和团可以让那些加入他们的人免受外国人的子弹的伤害。这场被称作“义和团精神”的运动像野火迅速蔓延，并导致了种种令人恐怖的暴行：焚烧教堂、屠杀本土基督徒、谋杀外国传教士。

简而言之，这就是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历史。然而，它是如何蔓延到整个山东省，进而侵入直隶省，甚至占领了京城，现在又围困和控制了西方列强的驻华公使们的生死命运的呢？我们还不清楚这些被围困在北京的外国驻华公使们是死是活。答案只有一个：是由于清朝官员的姑息纵容，是由于山东巡抚的背信弃义，而这些官员是直接奉慈禧太后之命行事的。如果这个可恶而残忍的女人有心维护社会秩序，并且下达相应的命令，义和团运动早在变得危险之前，就会被清政府粉碎。但慈溪拒绝约束义和团，反而贬黜了任何反对义和团并保护辖区内的基督徒和外国人的正直的官员。这都是因为慈禧太后看到义和团起义的力量，看到义和团的狂热排外情绪和对外国人的杀意腾腾的敌视，能有助于实现最让她自己和她身边的执迷不悟的满族反动派上心的志向，那就是将所有外国人以及外国人所代表的所有宗教、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驱逐出中国。

这一指控并非毫无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义和团起义是在袁世凯和袁世凯前任毓贤的统治之下发展壮大的。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和袁世凯，都是慈禧亲自任命的官员，并直接听命于她。

《北华捷报》是中国最有见识、编辑水平最精良的外国报纸，该报在 6 月 6 日的报道中，讲了山东巡抚毓贤由于极度仇视外国人和所有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人，公开帮助和鼓励义和团，以至于一位外国公使要求把他撤职。该报写道：

“毫无疑问，义和团肯定得到了来自政府的鼓励，因为义和团的支持者，山东巡抚毓贤，从山东被召回北京后，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嘉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接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初到省会济南府时，本可以轻而易举就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但他没有得到批准这么做。”

是谁阻止了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呢？除了慈禧太后，还能有谁？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臣仆。毓贤和袁世凯之所以允许义和团的恶行得以继续发展，是因为慈禧太后她希望如此；只要慈禧一声令下，毓贤和袁世凯就会将义和团镇压。

而且，慈禧被指控的这些行为，与她自1898年9月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一致。当时，她因光绪皇帝过于热衷于改革而将其废黜，并将皇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那以来，慈禧已经处决了六名改革派领袖，流放了众多的人士，并罢免了所有对新秩序表示过一丝同情的官员，只要这些官员的权势还不够强大到慈禧无法触动。慈禧不屈不挠地报复追捕康有为，康有为是皇帝的首席顾问，也是革新运动的领袖和前锋；就在去年 2 月 14 日，慈禧悬赏十万两银子捉拿康有为，传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展到如今如此可怕的规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慈禧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支持，这并非推测，而是确凿的事实。如果最近的电报消息属实，慈禧她自己也已成为这场暴乱的受害者，被义和团领袖，端王载漪——她特别宠信的人之一，囚禁在宫中或已被毒害，那么这只能说明慈禧的臣子们，已经很好地从她的言传身教，学会了如何做事。载漪在去年1月31日的谕旨中，官阶晋升两级，并获得了御笔亲书的褒奖匾额，在3月7日的谕旨中，慈禧任命端王载漪做宗人府的副职右宗正，宗人府是清朝主管皇室事务的重要部门。

甚至慈禧本人对外国人的仇恨之火，在她的一些宠臣看来也太温和了。如果慈禧后来显得对自己的臭名昭著的政策路线所导致的恐怖暴行而有所收敛了，她的宠臣则不论如何都不会退缩，即使意味着要把外国公使们全体杀了也不退缩。这场运动的罪责，包括其恐怖的犯罪记录、大范围的财产破坏、对本土基督徒的屠杀、和对外国人的谋杀，包括此时在华北上演的整个惨烈的悲剧，主要都是因为慈禧。

中国的全面的排外情绪。

现在可以考究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在中国大地普遍存在的强烈排外情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这种情感似乎是最近才出现的。中国人并不是历来就存在普遍的对外国人的敌意。柯尔克洪在他的《转型中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在满清入关之前，中国与亚洲各国保持着持续的往来；来自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在中国港口贸易并深入内陆省份。西安的碑牌显示，西方传教士在公元 8 世纪就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了。公元 13 世纪，马可波罗不仅受到热情接待，还在中华帝国政府担任官职，当时基督教仪式在北京是被容忍的，北京甚至有一位大主教。直到上一个中国王朝明朝一六四四年结束时，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首都受到欢迎和良好接待。正如古伯察所言，早期的满清皇帝征服中国后，也继续接宽容他们发现早以存在于中国的外来影响。这似乎明确表明，中国人过去并没有通常被认为的那种对洋人的厌恶。”

我们该如何解释中国后来变得反外这个变化呢？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转变；这个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鉴于中国从容外转为反外这一变化的开端，与十七世纪上半叶满族对中国的征服大致相吻合，因此，关于中国转向反外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解释是：这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满族征服者的政策。这是古伯察在他著名的著作《中华帝国旅行记》 中所持的观点。他写道：

“满人由于自己的族裔人数稀少，他们身处中国这个庞大帝国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以捍卫他们征服中国的成果。他们担心洋人会试图夺走他们获得的中国这个战利品，因此小心翼翼地关闭了中国的港口，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外部势力对中国的野心企图。”

除了心胸宽广的康熙皇帝之外，这个政策一直是这个朝廷的总体政策。外人除非使用武力，或威胁要使用武力，从来没从清朝获得过任何让步。清朝政府尽其所能，让中国与西方友好的关系变得不可能。

直到 1842 年，第一批港口才开放通商，它们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而这还是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重大失败之后才成为可能。后来长江沿岸的一些港口的开放，是清朝政府为了补偿 1874 年英国领事官员马嘉礼被谋杀的事件，而做出的让步。其他港口的开放是外交威胁的结果，还有一些是与日本开战的结果。连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都同样是被外国武力迫使所致。外国公使在北京居住的权利，以及在内地居住和旅行的自由，都是经过打仗才获得的，而且只有在清朝战争失败后才得到承认。

清朝没有主动给予外国任何不是外国人从清朝手里夺取的东西， 清朝没有主动做出过任何让步；它从来没有在与外国建立基于真诚友谊的关系上主动迈出一步。统治者的政策是由满清官僚们执行的，大多数官员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使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经历，成为外国人的一种痛苦的经历；清朝官员尽其所能来败坏外国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天华北的义和团恐怖局势只是这种排外、反外政策的自然结果；满清正在做最后的绝望努力，要把西方和西方所代表的一切从中华帝国中驱逐出去。

如果允许外国人的思想对中国人民产生适当的影响，将会导致社会变革，清朝从中预感到自己覆灭的命运，所以清政府实际上是在为他们已经行使了两个半世纪的利益而战，即维护对被他们征服的中国这个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的权利。不幸的是，人民不了解事实，在清朝官员们的几个世纪的教诲和榜样影响下，人民学会与统治者一起沉醉于对外国人的仇视。

如果能够将中国的反洋情绪全部归咎于满清政府，对我们外国人就太愉快了。不幸的是，在制造这个排外情感方面，外国人自己也有很大作用。欧洲人第一次进入中国时的举止，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外国旅行者简直就像海盗和杀人犯。此后发生的一些事件，更是倾向于在中国人心目中加深这种不幸的观感。

英国律师和政治家戈斯特（John Eldon Gorst）这么说：“欧洲与中国商业往来的开启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抢劫、谋杀和不断诉诸武力。”16 世纪，第一批葡萄牙商人访问中国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很快，成群结队、肆无忌惮的外国冒险家们也跟来了，他们有时强行进入中国内陆，进行蛮横无耻的海盗式掠夺。中国人对这种暴力行为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几年后，当葡萄牙派出一名大使前往北京时，这位大使被扭送回广州口岸，关进监狱，最后被处决。

西班牙人给中国留下的印象更加糟糕。1543 年，他们占领了菲律宾群岛，与中国的贸易大大扩展，导致大量中国移民来到菲律宾，最终中国人在菲律宾的数量超过了欧洲人，是欧洲人的 25 倍。西班牙人认为，中国移民大量涌入，对他们在菲律宾的主权统治构成了威胁，于是屠杀了大部分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中国人。很容易想象，这种野蛮屠杀在这些中国人的故乡广州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在一个世纪后，第一次进入广州时受到不友善的对待，也解释了为什么广东人是中国最凶残的仇外者。

早期的荷兰和英国冒险家在东方的行为，起了散布欧洲人坏名声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后来把所有欧洲人都视为野蛮人，认定这些外国人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抢劫和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后来，欧洲人在中国的野蛮霸道而不脸红不羞愧的时代结束了，欧洲开始根据国际法原则与中国建立关系。但即便如此，欧洲人声言要跟中国平等来往的要求，无论多么合情合理和公正，都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感受为是极大的冒犯。要想理解这个情况，必须考察中国文明的一个经常被外人忽视的特点，即中国与外界的长期隔离。

中华文明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基于自身的民族天赋和民族生活。西方没有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说是像中华文明这样孤立独行地成长起来的。美洲和欧洲的国家，在平等基础上是如此彼此紧密联系，以至于没有一个美洲和欧洲国家的文明，可以说完全是自生自立的。欧美国家通过彼此之间在物理力量、道德、和智识的影响的作用和反作用，使他们每个国家的文明生活进程，都不是只源于自身民族天赋的开发，而是在成长的众多方向都经受其他各国文明的侵染。

而中华文明发展的境况与欧美国家有巨大的不同。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例外，她给中国提供了佛教。但除了印度的佛教之外，我不知道中国还从哪个国家得到过什么。中国周围的民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中国。中国发展出了辉煌的文学、精致的社会习俗体系、高尚的道德体系，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中国还拥有一些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火药、印刷术和航海罗盘。在当今存在的所有国家诞生之前，中国就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生活，除了前面提到的从印度获得佛教这件事是例外，中国没向邻国学习任何东西，但中国却教导了所有的邻国，包括敏捷、聪明的日本人和迟缓、冷静的韩国人。这样的历史，自然教会中国将自己视为天下民族之首；而周边所有国家也都承认中国是民族之首。其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把所有其他国家都视为劣等国家。

因此，当欧洲人来到中国，不仅要求跟中国平等，还声称能够教化中国时，西方人不容易理解，这简直就是冲击中国人的民族骄傲感。世人必须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中国的确有理由把自己想象是世界民族之首。一个认为自己是世界民族之首的民族，被召唤到他们根据新近经历的历史和经验判断为是野蛮人的西方国家脚下，这不是一个愉快的感受。因此，外国人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要求平等，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冒犯因素，是让中国人产生敌意的丰富源泉。如果要说外国人要求跟中国平等是对的，如果要争论说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时间认识到其保守主义的愚蠢性，认识自身的缺乏宽容的民族自豪感的疯狂性，那么我们应该记住，一个民族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许多世纪铸造的中华民族的偏见，是无法通过外国人十年的教导来克服的。

另一个中国跟外国人的摩擦和怨恨的根源，是中外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执行后果，特别是那些与废除外国货物在中国内地的物流税有关的条款，会损害满清官宦的利益。中国各地对进口货物，在从入境口岸运输到内地销售目的地的途中，设有重重关卡，处处征收一种称为“厘金”的内陆物流关税。这对外国贸易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后来和外国签订的条约规定，进口货物在入境口岸，只要额外支付相当于比正常进口关税多一半的进口税，就应可以免除内陆各地物流关税。这个新安排，把征收的关税全部让中央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因此失去大部分常规税收。由此产生两种结果：其一是各省政府的开支难以维系，其二是地方官员的外快或“油水”大幅减少。的确，人们经常声称官员的灰色收入相当于来自抢劫商户，切断官僚的这种收入来源是正义的举动。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官员的薪水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必要的开支，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来增加收入。但若要说他们敲诈勒索做得太过分，讹诈商家到了极致的程度，倒是千真万确。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官员们效命的行政系统，迫使他们采取非法和不诚实的敛财方法。因此，在能够平稳执行取消内地物流税的中外条约条款之前，必须进行一些行政改革，以消除驱动省级政府对商人巧取豪夺的最大的诱惑。如果没有相应的行政改革，特别是如果没有不可缺少的外部压力来驱动这个改革，那么中国官员对外国人的敌意将一直存在，持续成为让满清官僚、外国官员、和外国商人都烦恼的摩擦根源。

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教会机构和传教士本身的作为，也构成激发中外敌对的原因。我知道许多在意传教事业的人都否认，但了解事实的人不会质疑这一点：以传教动机本身的高尚为依据，来争论中国人应该立刻鉴赏传教工作，是不明智。传教动机的纯洁性，虽然在我们自己看来清清楚楚，但对他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是同样的显而易见。中国人观察我们的传教工作，他们心理其实带着一种我们想不到的不愉快的经历。我们致力于向中国人讲授一种据称是比他们自己的信仰更高端的信仰，这种说辞，除了本身是对一个民族的自豪感的冒犯之外，还有一个不愉快的事实：整个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运动，都与外国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有着不幸的关联；中国对外国人来传教的容忍，是外国人赢得对华战争的结果。因此，尽管基督教会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它的工作却因与武力和征服的密切关联而受到玷污。对于熟悉自己国家近代历史的有思想的中国人来说，传教士在每个省、每个乡村和城市的存在，本身都是国家遭受了屈辱的提醒。确实也有例外，在中国上层阶级中，有些人把基督教传教士视为中国的最好的、唯一的无私朋友。我们高兴看到，持有这样的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但至少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

传教工作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增加了人们的不满，第一是传教工作本身的一些问题；第二是接受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享有的独特优越地位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国基督徒具备了一半是外国人一半是中国人的政治地位。认为因为基督教优秀，就只会带来和平，不会有冒犯他人的因素，是想当然了。传授基督教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无害。就像每一种高等的道德力量一样，当它遇到一种低等的道德力量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旧信仰的信徒为生存而战。基督教不仅创造，也毁灭；基督教树立新的信仰、新的理想、新的行为准则、新的崇仰对象，但它也推翻了旧的信仰、旧的理想、旧的行为准则、旧的崇仰对象。这是基督教在其它地方的必然历史，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

在宗教问题上，中国人属于人类最宽容的民族；但在中国人的情形，基督教否定中国有史以来就盛行的一种习俗，而中国人认为这种习俗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基督教反对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最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人间最神圣的义务的攻击，是对社会的基础本身的攻击。传教士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谈论祖先崇拜时都非常谨慎。我在中国呆了十七年，听过他们许多布道和演讲，但从未听到有冒犯祖先崇拜的言论。尽管传教士说话很温和，但基督教对祖先崇拜的反对是存在的；教会对崇拜祖先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敌视态度，中国民众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民众对外国人怀有敌意的主要根源之一。除非早期耶稣信徒奉行的宽容祖先崇拜的政策被采纳，否则无法避免民众的敌意。但是，由于天主教徒在教皇的命令下曾经拒绝宽容对祖先崇拜的政策，他们不太可能重新采纳宽容祖先崇拜的政策；基督教的新教教派的信徒也肯定不会再采纳宽容祖先崇拜的政策。那么，该怎么办呢？轻率、无知的人会说：“我们撤退吧，不要继续进行如此引起敌意的传教事业。”但这是不可能的。基督教会必须宣扬基督教。要求它停止传教就是要求它自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被基督教化，今后也不会有一个国家这样。然而，不承认新信仰的传播，本身就是引发敌视的一个根源，是不明智的。过于严厉地指责中国人反对他们不了解的事物，过于严厉地指责中国人反对他们认为在破坏他们的民族基本原则的传教行动，也是不公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会逐渐胜出，但只有在反对和冲突之后才会发生。

至少可以从中吸取两个教训。其一是我们要认识到，传教机构在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时，有一个巨大责任；其二是认识到，这个巨大的责任使他们有一个庄严的义务：在向中国这个遥远、艰难和危险的地方派遣传教士时，务必只派出教会尽其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男女人士。没有哪一种工作需要如此谨慎地选拔到中国的传教士了。只具备通常的资格是不够的。单靠对职业的热情是不够的。除了每个传教士都应具备的对人类的热忱之外，他还应具备伟大的美德，比如理智的同情心、鉴赏他人的立场的能力、发现真相的能力、以及永不松懈的机智。只有具备这些品质，传教士们才有可能逐渐克服遇到的成见阻力，表达清楚自己的立场，并赢得人们对他们所宣讲的伟大宗教信息的认可。只有这种信息才能救中国，因为只有这种信息才有希望和力量来实现道德复兴，而道德复兴是中国的最紧迫的需要。

传教工作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另一个根源，是中国本地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获得的政治特权，以及条约保障让他们可以不被当地各种勒索。传教士的反对者经常声称，传教士不断干涉中国的司法程序，让基督教的中国教徒免于纳税。而且不论条约里有没有规定，都要求外国领事和公使为他们的事出面强硬找中国政府搞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不属实的，至少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不属实的。他们尽管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没有人比他们更严格地遵守中国国家法律了。但是不可否认，这方面的抱怨确实成为让人们恼火的根源。条约中保障中国的基督教皈依者享有宗教自由的条款，往往被解释为不可以因宗教而迫害他们。具体来说，就是不可以强迫他们承担中国人崇拜的神庙或乡镇敬神活动的费用。在这些情况下，许多这样的纠纷由传教士提交给外国领事，由外国领事找中国官员处理。不幸的是，有时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案件根本不在条约覆盖的范畴内，而是旧问题；或者甚至是新问题，经过中国的基督教徒的投诉，让传教士错误以为是宗教迫害的例子，最后调查发现其实不是。这种调查结果造成各方尴尬痛苦，对被欺骗的传教士、受理案件的外国领事和审理案件的中国地方官员来说都难受。最糟糕的是，在冲突双方居住的村庄里，基督徒被指控试图利用他与外国人的关系来压制邻居。由此产生的民众的愤怒和偏激行动令人极为悲哀。

即使中国基督徒被迫害的案件属实，地方长官宣布基督徒免于上述财务勒索，也会有两个群体会感觉被冒犯：其一是中国民众感到愤怒，因为一些邻居可以因外国关系的影响力，而免于某些苛捐杂税的压迫，而他们自己却不得不屈服而承担这些苛捐杂税。而且，中国的基督徒享有这些经济豁免越大，其他非基督徒需要承担的经济负担就越大。其二是地方长官也感到蒙羞，因为在外国官员的要求下，他不得不违背自己治下的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对冲突案件做出判决。因此，这是另一个引起民众愤怒的普遍根源。

但如何避免呢？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无法在此讨论。有些人提出完全取消外国领事对中国人本土基督徒的保护，让皈依者完全受制于中国的国家法律。按照这个思路，为了公平起见，外国传教士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同样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但是，如果任何一类在华外国人不能得到保护，就难免危及所有外国人的利益，即使不一定都危及他们的生命。如果外国政府拒绝为在中国的传教士提供保护，所有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中国对他们承诺的保护将没什么用。这是一个要由政治家们来处理的问题。我在此只是想说明，中国基督教皈依者的特殊地位、他们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怀有敌意的原因之一。我提出这些意见并非有意批评，而是真诚地希望引起传教当局和基督教业界对这些事实的关注，以便彻底研究这个问题，并尽可能制订一些有助于减少摩擦范围、减少产生麻烦的根源的规则。

除此之外，传教士常常被认为是他们本国政府的间谍。而熟悉亚洲其它地区历史的一些中国人，则担心印度被殖民统治的命运会同样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头上。我曾多次被中国人问及：美国政府为我来中国付了多少钱？当我回答“政府什么钱也没给”，并说明我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时，我的回答的真实性显然让中国人有深深的怀疑。此外，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整个传教运动都受到怀疑，因为教会宣称的传教目的，与一些基督教国家的政府对中国的恶劣不堪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反差。中国人的怀疑当然不足为怪，因为西方传教士宣讲的是和平，而西方政府实践的却是杀戮。因此，如果中国人怀疑传教士的目的动机，就像他们害怕西方国家，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你不可能做到一手拿着圣经、另一手拿着棍棒去跟另一个民族交往，却期望他们会欣然接受圣经感召或棍棒的胁迫。

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即使在最近，也还在对中国犯下最无耻不堪的罪行。1884 年，法国公使声称中国涉嫌帮助越南北部人民抵抗法国占领他们的国家，要求中国支付赔偿金。于是一支法国舰队驶入闽江，停泊在中国东南部大城市福州南边十英里处，目的是恐吓北京政府支付法国公使要的赔偿金。当法国公使要赔偿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把事情交给法国海军搞定，于是法国军舰向福州开火，不到一小时，中国舰队除一艘船外全部被摧毁，3,000 多名中国人丧生。法国这么开火连宣战都没做。死者的尸体随潮水漂流到海里，许多尸体又被回流的海水带回闽江。连续好多天，在福州港和二十英里之外入海口之间的闽江，都难免看到这些法国的不义和残暴行径留下的中国人尸体的遗迹。城里的人们怒不可遏，如果不是在附近停泊的美国和英国的炮舰的保护，福州的外国人居住区就会遭到中国人攻击。如果导致我们一些外国人被杀，全世界都会谴责中国人的残忍行为，但法国大炮之下的 3,000名中国受难者永远不会被外国人念及。

两年前，法国人在上海犯下了同样残暴的暴行。为了扩大他们在上海的租界地盘，他们希望获得属于宁波人的一块大型殡仪馆场地。谈判失败后，法国领事着手拆除周围的墙壁，遭到人民反对。于是法国海军陆战队从河里一艘法国巡洋舰下来，向人群开火，打死了二十人。上海的其他外国人都做好准备防卫中国人的暴乱。但他们都知道，如果发生中国人排外暴乱，应该归咎于法国的不公正和野蛮。

我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德国人烧毁山东两个村庄的行为，也是同样的性质。

所有这些外国人残暴使用武力的例子都被中国报纸广泛报道，不难想象人们会产生怎样的感受。这些报纸还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最近遭受的领土丧失之痛，以及外国媒体沉浸于把中华帝国的肢解分裂的清谈。难怪中国人感到羞辱和愤怒。

很多时候，有思想和爱国的中国人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所有最好的港口都已被占领；除非得到外国人的恩准，中国海岸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中国自己的舰队集合。旅顺港是一个有防御设施的港口，耗资千百万，已被租给了俄国；位于山东海岸的威海卫及其国防设施已被租给了英国；也位于山东的胶州湾，拥有中国海岸最好的海湾，大到足以容纳世界各国舰队，已被租给了德国；位于广东南部海岸的广州湾，已被租给了法国。

如果外国是为了报复中国政府违背承诺、或为了报复中国政府负有责任的罪行，才夺取中国这些领土，那么这些夺取可以说有一些理由。我用 “夺取”这个词，而不用“租借”，因为它们就是夺取。但所有人都知道，除了胶州这个案件看起来的例外，而且只是表面上的例外，其它的夺取中国利益的行为，都是由于外国政府彼此之间的相互恐惧和相互嫉妒造成的。中国对自己领土的主权不被承认；哪个国家足够强大，就可以随心所欲从中国拿走他想要的东西；而一个这么做了的国家的竞争对手为了维持力量均衡，也可以去对中国做同样的掠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愤怒被激发，外国人不需要为其中的原因而纳闷不解。西方不能在东方播下风暴的根源，而又否定今后会有可怕的暴风骤雨的必然性。

我试图为中国普遍存在的反外情绪的原因提供一个公正的分析。这个分析并不完全；还有其他原因可以继续说。但我已经给出了最重要的、与我们最相关的那些原因。我认为，在考究这些原因之后，可以显然看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意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外国人自己也在制造这种敌意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希望，当目前的义和团的凶猛起义被镇压后，当这个失魂落魄的中华帝国恢复和平时，以及当解决外国索赔问题的时刻到来时，我这里陈述的外国人在制造这个敌对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痛苦的事实，不要被世人忘却。